2008年初，市委市府主要领导就明确提出“襄樊喝酒有名，但襄樊白酒无名”，要求有关部门整合资源，振兴襄樊白酒。两年来，襄樊一批有识之士响应市委市府号召，进行了大量思考与实践，由保康尧治河楚翁泉酒业、老河口光化特酒业、枣阳光武酒业、襄阳三国情酒业、襄樊金犁策划公司联袂组建的“湖北大汉光武酒业公司”，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新成果——这艘承载“振兴襄酒”历史大任的襄酒航母，已经鸣笛起锚，即将乘风破浪，驶向远方！

    【2010年6月1日襄樊日报  作者：湖北大汉光武酒业公司董事长 马永富】湖北大汉光武酒业有限公司成立了，作为董事长的我，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深思之中……
    2008年初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“襄樊喝酒有名，但襄樊白酒无名”的批评。我理解，襄樊喝酒有名，表明襄樊民心纯朴、民风豪放；襄樊白酒无名，则是襄樊酒界的遗憾，是一种耻辱。
    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襄江之畔：谷城的冷集、庙滩和襄樊；我的命运，注定与白酒相连，我就不信：襄樊酒界无人，襄樊白酒不能名扬四方！

    一． 襄江：无私哺育
    我出生在谷城县冷集镇汉江村，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    虽然眼前，玉带一般的襄江就从自家门前穿过，田水相连，白云青山，夕阳牧笛，稻穗飘香，然而，儿时那个特殊年代给我留下的记忆，却不是秀丽的襄江美景和怡人的农家风光，更多的是贫困、艰难和挣扎。
    小时候家里穷，住的篱笆屋，粮食不够吃就只能煮野菜来“凑数”。那时候，如果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白花花的米饭，就感觉是最最幸福的一天了。上小学没钱买书、买笔、买作业本，母亲只好挨家挨户去求去借，或者把家里的鸡蛋一个个集起来去换。
    我从小生性顽皮，经常在河里游泳、捕鱼、捉蛇，长大一点后，还独自捉过狼，按今天的话就叫“多动症”，经常给父母亲惹事。6岁时，在炎热的夏季，赤着身，不小心碰翻了刚出锅的面条盆，被烫得全身都起了大个儿小个儿的水泡，没钱医治，只能用狗油抹一抹，至今脸上还有那次“破相”留下了的痕迹。
    14岁那年，我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。每个月要回家背上三十多斤重的粮食，走几十里的路去学校。至今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每次我站在米缸前等着母亲时，她总是先从缸里舀起满满一碗，抖一抖撒一点米到缸里，然后再倒进我拿着的灰白布袋。装完之后，她常常又会解开布袋再往里添上半碗。我知道，这不是米多和米少的掂量，这是母亲在儿子和其他亲人之间艰难地进行着爱的平衡！
    那时起，我就有一个信念，再苦再难，我要坚持下去，报答父母。穷困的环境，也造就了我的硬朗和坚毅。
    知识改变命运，高中毕业后，17岁的我，成了襄江之畔谷城县冷集区公所的一名通讯员。那个年代，没有打印机、复印机，区里发文件都是手刻钢板，再自己油印。刻钢板是个苦差事，经常一刻就是一整夜，手被铁笔磨起一层又一层的茧，但是，我从不觉得苦，而是将它看成学习领导讲话、报告、公文的好机会，果然，不久之后，我也能应急为领导写这写那，不仅自己提升很快，也被领导发现和重视。
    当通讯员没有上班下班，吃住都在区公所，一天24小时都在“班上”，随便哪一个领导喊一声都要答应。当通讯员没有份内份外，书记区长不休息就不能休息，领导起床之前就要打好水、挤好牙膏。有人说这是“伺候人”，我却觉得，我给领导服好务，领导就能少费心，就能将更多精力放在大事上，而且，从被“呼来挥去”、从“伺候领导”过程中，培养了我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职业习惯。现在，每每回想起当通讯员的那段经历，我还为刚刚踏入社会就受到如此严格的“职业训练”而庆幸哩！
    1975年开始，我先后担任了冷集公社团委书记、冷集煤炭管理区党总支书记、冷集沈湾管理区党总支书记。我以老领导为榜样，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，靠一双脚走遍了工作所在地的角角落落，冷集的每一个小山洼、小堰塘我都能叫出名字，山洼里有几块田、几口堰，每口堰能容多少水，我都如数家珍。
    1987年8月，我调任中共谷城庙滩镇委书记，又在襄江之畔一干就是8年。至今，庙滩镇还流行着“王八蛋”三部曲的故事：
    我刚去庙滩时，庙滩镇街道破破烂烂，坑坑洼洼，下雨就积水。一天，一辆满载红砖的板车陷在水坑里，农民车主累得满头大汗，一边鞭打驴屁股一边骂：“镇上的王八蛋都搞啥子去了！”为顺应民意，响应市、县两级号召，镇委四处求援筹资，跑断了腿，说破了嘴，并且说服260户村民拆迁，但还是有些群众不理解，有的拿着粪瓢站在街上骂，有的甚至给省长写信告状说：“镇上那些王八蛋还不是在捞取政治资本。”几年之后，平展宽阔的新街道建成了，5000多亩平整后整整齐齐的农田，10000多亩绿化的树林，展现在农民面前，而泥巴路变成水泥路，街道绿了，路灯亮了，镇上的人也乐了——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，喝了酒，一摇三晃地走在新街道上说：“镇上的王八蛋们还可以。”
    回想往事，前40年，是襄江无私的哺育让我成人、助我成长，使我从一个农家子弟，成长为一名能够肩负重任的国家干部。古人说，四十而不惑，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为襄江这条母亲河争光。

    二． 襄江：赐我力量
    1995年，组织部门确定了从乡镇干部中选拔国企领导的新路子，这一年，40岁的我从庙滩镇委书记调到襄樊酒厂（现湖北襄樊三九酿酒厂），任党委书记、厂长。从此，我又与襄江之畔的这家企业和襄樊白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    当时的襄樊酒厂，虽然在原领导班子勤奋工作下也经历过几度辉煌，但八十年代末为重建新厂背上了近4000万元的沉重债务，加上粮食涨价，税率、贷款利率大幅上调等原因，省内外市场几乎全部丢失，销售大部分只局限在襄阳区以内，勉强动销的产品，也只剩下被职工们凄凉地称之为“一菜一汤”的襄江特曲和演义1号酒，生产处于半停产状态。1994年全年，销售收入只有2700万元。这个700多人的工厂，成了当时襄樊市最困难的21家国有企业之一，厂里职工情绪波动不断。
    1995年5月23日，酒厂职工以这样的方式迎接了我：上任第一天，市里领导组织召开交接大会，员工围满了楼上楼下，市内领导宣读任命文件，室外不停有人将大字报、告状信递进来，整个办公大楼一片混乱。
    看到这种情形，我走到人群中坚定地对大家说：“我是党组织派来的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酒厂的人，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当过乡镇干部，我理解你们，我一定新官理旧事，请大家放心”。第二天，我立即召集会议，了解情况，组织领导班子分轻重缓急解决职工问题，很快稳定了职工的心。
    企业经营，光说空话不行，发展才是硬道理，职工有饭吃企业才能够稳定。
    为带领大家走出困境，我要求大家一起以实际行动唱好三首歌：一是《国际歌》，让大家清楚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过上幸福生活，全靠我们自己；二是《敢问路在何方》，让大家明白，大路就在我们自己脚下，要自己干自己闯；三是《再也不能这样活》，不能再走老路，要敢打敢拼，奋勇创新。
    认识问题解决之后，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下，先是农行注入启动资金，不足部分，我和厂领导带头拿出私人存款，与全厂员工一起集资600万元。有了运营资金，酒厂调整战略、开发产品、选拔人才、建立机制，经营很快有了转机，一年就渡过了生死大关。
    整个二十世纪90年代，襄樊白酒市场一直都是外地产品白酒主导的时代，襄樊白酒企业不是苟延残喘，就是奄奄一息。襄樊酒厂是鄂西北地区最大的白酒企业，正因如此，仅仅自己有了饭吃还不行，我们还肩负着襄樊白酒的希望，有责任、有义务举起“襄樊白酒”的大旗。
    1997年，经过认真调查研究，我们推出“6号义酒”，经过几年努力，世纪之交前后，“6号义酒”成为襄樊事实上的“公务酒”，成为襄樊白酒的风向标；2000年以后，我们相继推出“8号义酒”和“襄阳人家”，凭借“情归何处，襄阳人家”等贴心诉求，说出许多消费者的心里话，一举打破了枝江中档白酒市场霸主格局。2006年，我们又针对白酒消费升级的现状，适时推出“演义金钻”，一下子风靡襄樊中高端白酒市场，与另一家兄弟白酒企业一道，牢牢占领了襄樊白酒主流市场，外地白酒则被毫无悬念地边缘化。
    在开发产品、开发市场的同时，为了更好地求生存、求发展，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了襄樊酒厂与三九集团的合作，将襄樊酒厂改制为襄樊三九酿酒厂，体制和机制上实现了创新，享受国家扶持政策，同时借三九之名，提高了企业知名度，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，三九集团推行的“无为而治”管理办法也为企业管理松了绑，从内部为企业发展夯实了基础，创造了条件。
    从1995年到2009年，整整15年，在市委市政府和三九集团正确领导下、在有关部门和全市父老乡亲的支持下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道，使襄樊三九酿酒厂艰难地经过了从“康复”到成长的起死回生过程，销售收入从2千万到2个多亿，走上了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之路，同时也与襄樊兄弟企业一道，实现了在襄樊这个局部市场“襄樊酒战胜外地酒”的多年梦想。

    三． 襄江：见证历史
    正当我踌躇满志，带领三九酿酒厂走出襄樊，准备实现湖北白酒“三分天下有其一”第二阶段战略目标的时候，我与高层领导在企业改制和战略发展认识上